索尼的5G計劃始于2012年。5G技術具有大容量、大規模連接以及低延遲的特點，預期可為社會帶來實時（時間價值）和真實（空間價值）的價值，以及助力社會安全保障。索尼如何運用這樣的5G技術規劃產品和服務并應用于社會呢？我們對幾位參與了5G標準化工作的索尼員工進行了采訪，他們是來自瑞典的Peter Karlsson、來自英國的Chris Clifton、來自中國的孫晨以及來自日本的澤井亮。

受訪者簡介

Peter Karlsson，索尼隆德研究中心研究與標準化部門

Chris Clifton，索尼歐洲有限公司索尼半導體和電子產品解決方案事業部技術辦公室

孫晨，索尼中國有限公司索尼中國研究院無線網絡研究科

澤井亮，索尼公司研發中心基礎技術研發1部連接技術研發科

5G標準化現狀

——我的首個問題是：在5G標準化方面，你們主要從事哪些活動？

澤井亮：我們參加了3GPP（Thi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即第三代合作伙伴計劃）的國際標準化會議，在會上，我們就5G相關的通信技術提出了建議，并幫助定義了5G的技術標準。

Peter Karlsson: 約有來自全球一百多家公司的1000-2000人參與了該會議，例如，與會者包括通信運營商、基礎設施設備制造商、移動設備制造商、半導體供應商和應用程序提供商。因此我們在通過游說和社交的方式與主要公司進行協商、取得共識時面臨不少困難。有時我們會陷入勢力之爭；有時又發現，我們的提案被采納完全是僅憑著技術優勢。基本上，掌握核心技術的公司在會議上較有話語權、更有影響力，所以我們盡可能努力去說服他們接受我們提出的技術，這是一項極其困難的工作。

——你們現在處于怎樣的階段呢？

Chris Clifton: 在3GPP會議上，我們已經完成了5G標準化第一階段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定性。現在我們已進入5G標準化第二階段，正致力于擴展5G的大規模設備連接性能，使為物聯網（IoT）時代設計的數以億計的設備和傳感器能夠連入網絡，同時也在提升移動網絡支持大規模通信的功能，以便提供穩定的Gbps級應用。同時，我們也在跟進核心技術標準，以提供5G特有的應用服務，能實現超可靠、低延時的通信基礎設施，自動駕駛汽車就是其中一個應用案例。

——能向我們介紹索尼是從何時開始發力5G工作以及如何開展的嗎？你們每個人在其中分別承擔了什么角色？

Peter Karlsson: 索尼于2012年開始了基于“下一代4G LTE”的基礎研究。起初我們與包括大學在內的研究機構進行聯合研究。后來我們與其他公司一起合作，于2016年向3GPP提交了我們的方案。當索尼推進下一代通信技術時，我們應該克服哪些困難，又將面臨哪些挑戰，我要負責聆聽索尼內部對此的不同思考和見解，并推動整個項目。我收集大家的意見，并將這些想法匯總成提案，團隊成員參加3GPP會議時，將其呈現給與會的其他公司和研究機構。

Chris Clifton: 我和我的團隊一直以來主要從事基于物聯網（loT）方面的通信技術研發，更確切地說是機器類型通信（MTC），專注于無需人機交互的數據傳輸。在開發過程中，推動5G的移動端發展至關重要，所以我們的工作是基于4G時代開發的MTC標準展開的。

在英國，大約從2012年起，我開始與薩里大學5G創新中心（5GIC）合作進行5G研究。我認為該中心那時是世界上較大的5G學術研究計劃之一。索尼和主要的移動運營商和設備提供商都曾是5GIC創始團隊一員，其他大部分公司則是在2013年后加入5GIC。各類的研究項目幫助我們從僅僅的想法層面向更清晰的規劃階段邁進，令我們能夠從2016年起便對5G標準化進行重要投入。

孫晨：我也是從2012年起開始進行5G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比如大規模連接，或者動態頻譜接入（動態分配頻率資源的能力）。現在我正與中國的四所大學和一所研究機構就上述課題進行研究，致力于如何令我們的研究成果納入5G標準化進程。

澤井亮：從2002年起，我一直被安排從事索尼的通信研發及其相關工作。索尼的業務，特別是內容業務、音視頻設備業務、使用傳感器和其他技術的物聯網業務、機器人和無人機等，都與5G的三個維度（大容量、大規模連接以及超可靠的低延遲）密切相關。   

隨著5G標準化技術的信息愈發被公眾所熟悉，5G在索尼內部的關注度也正在迅速提升。我認為5G是一項提供新的用戶體驗價值的社會基礎設施，關鍵詞是突破了時間和空間限制的實時（時間價值）和真實（空間價值），以及安全保障。
 

大容量、大規模連接以及超可靠低延遲

——標準化是各項技術必經的一個過程，而索尼似乎在很多案例中擔當了領導性的角色，例如在視頻文件格式和壓縮技術方面。那么在5G技術中，索尼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Peter Karlsson：以索尼自身為例，這不僅關乎智能手機。我們有娛樂業務，有創作內容，當然也生產智能手機。我們有著廣泛的應用場景，所以能夠識別出有潛力的應用場景并代表索尼恰當地提出建議至關重要。實際上，在3GPP會議中，我們經常提出一些超出參與公司期待和認知的新穎想法，通過這樣的持續努力，我們的角色不容小覷。

Chris Clifton：是的，沒錯。我們提出了很多應用場景，而且我認為正因如此，我們的角色也正變得愈發重要。較近我統計了提交給3GPP的提案數量，已超650份。我想我們已經贏得了其他企業的充分尊重，并且我們有信心能和眾多公司一道合作，共同完成與標準化相關的各種計劃。

澤井亮：5G應用中的自動駕駛汽車未來很可能與索尼的業務密切相關。以防撞雷達系統為例，相關基礎設施正在建設中，以便駕駛者能根據5G網絡傳輸的信息，預測拐角后的狀況。在這一例子中，汽車從通訊基礎設施本身獲取信息，或者臨近的汽車能彼此聯系獲取信息，防止事故發生。索尼憑借在影像處理傳感器上的優勢，可在這一場景中發揮關鍵作用。基于索尼雄厚的影像傳感技術可實現特征抽取，來自影像傳感器的信息，尤其是通過特征抽取探測到的潛在危險信息，可直接在自動駕駛汽車之間進行分享。中國在這一領域更為領先。除自動駕駛汽車外，5G預計將在VR、機器人、無人機、甚至是遠程手術等領域扮演重要角色。

孫晨：我想補充一個領域——游戲。5G超可靠、低延時的特點能令我們享有諸多優勢。

Chris Clifton:大容量、大規模連接以及超可靠低延時將會成為工業領域的關鍵技術。在所謂的“工業4.0”中，互聯的機器能夠高速、精確、無差錯地協調運行，而5G將會是關鍵推動者。其實我們現在正與一些合作密切的歐洲伙伴討論“工業4.0”時代5G的連接性問題。

澤井亮：我們在3GPP會議上開始致力于5G標準化工作時，并沒有特定的運營商或供應商，腦海中也沒有新市場或新客戶的清晰畫像。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令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說出很多事情。就此而言，與其他通信領域的標準化過程相比，我們在5G方面的聲音和身影正變得愈發重要。

——當5G實現標準化后，社會和個人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澤井亮：如果下一代通信基礎設施能夠實現對空間和時間限制的突破，那么用戶將會體驗到這樣一個環境：云計算、人工智能、傳感器、執行器、機器人將會通過索尼的移動設備和服務，連接到任何人和物，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

問題是“頻譜”嗎？

——除了從索尼的角度外，你們各自的國家對待5G的態度如何呢？政府是如何支持的？

孫晨：正如澤井先生提到的，自動駕駛汽車的研究和演示實驗主要是由政府來牽頭支持的。對于基于5G技術的應用發展，我們主要關注如何對4K和8K播放提供支持。
 

Chris Clifton：作為英國5G計劃的一部分，政府一直呼吁小型和大型的公司都發表意見，以鼓勵一些特別有信服力的使用案例出現。我們期待在5G的催化作用下，新的技術和愿景能夠實現。當然，自動駕駛汽車也是一個熱點。政府正大力扶持V2X（Vehicle-to-X），鑒于該技術極有可能在經濟實用和道路網絡安全兩個方面發揮巨大影響。

Peter Karlsson：瑞典對5G技術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目前正在討論應該如何使用它。尤其是移動網絡運營商，他們強烈需要一些殺手锏應用。然而，與以終端用戶為主要消費者的3G和4G 網絡相比，我認為如果從B2B的角度看，5G的作用會更加突出。工廠機器人和自動駕駛汽車應該會成為實際的兩大支柱業務，現在我們目前討論的是如何較大化加以利用。

澤井亮：在日本，勞動力將會減少是無法避免的。同時越來越多人正在向城市轉移。所以將 5G的優勢運用到一些通信網絡尚未介入的領域——例如遠程手術或者工廠自動化。

另一方面，在美國，對于廣播和媒體內容的需求正呈井噴之勢。但有許多地方仍然無法鋪設光纖。即使只能獲取固定的接入點，人們對于使用5G發送高清視頻的需求也與日俱增。

這樣看來，各個國家有不同的需求及特點，但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頻譜，即如何分配新的頻段。5G對于各種應用的優化更加靈活，但我們會遇到另外的問題，例如“通信運營商會負責工廠里的通信基礎設施嗎”？為解決這個問題，日本政府已開始制定針對“本地化5G（Local 5G）”的相關規則。本地化5G是一個新的概念，指的是在本地運用優質的5G網絡服務以滿足我們自己的需要，例如Wi-Fi。這意味著5G網絡的應用不只局限于網絡運營商，也將向企業和個體開放。為此，關于我們如何分配與之相關的頻率這一討論已在進行中，這是迄今為止關于無線電頻率分配討論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無獨有偶，美國出現了一種叫做“共享頻譜（shared spectrum）”的新概念，并為其制定了相關規則。在這一概念中，一般用戶，即使他們并非得到許可的通信運營商，也可以使用一部分被許可的頻率來建立自己的個人網絡，但是在特定的時期或者地點不能使用。美國正在鼓勵這種使用頻譜的新方式，視其為某種社會措施。在這點上，美國領先于其他國家。日本和美國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推動這些計劃，與過往僅基于通信技術而制定的無線電法大有不同。

索尼精神的共同特征

——能順便談談索尼在通信技術領域的歷史以及取得的成就嗎？

Peter Karlsson：上世紀90年代，在（2G）移動電話數字化剛起步時，索尼進入了移動電話業務，研發出基于GSM方法的面向歐洲市場的手機，以及以基于PDC方法的面對日本市場的手機。

之后當移動電話向3G轉型時，索尼使用了基于正交頻分多址介入（OFDMA）國際標準的一個系統，提出了自己獨特的方法。盡管較后被采用的是由其他公司提出的寬帶碼分多址（WCDMA）方法，索尼那時開發出的基礎技術現在仍被廣泛運用于無線網絡中，比如LTE和Wi-Fi。在2001年，索尼和愛立信開始聯合開展業務，成立了索尼愛立信移動通信公司（SEMC），接手索尼的移動電話研發項目。

澤井亮：自此索尼的關注點從移動電話轉向了無線局域網。那時無線局域網的標準是在PC產業的美國巨頭公司推動下設計的，所以并不符合CE認證設備的要求。因此，索尼與其他日本CE認證的制造商合作，并推動整合CE認證設備所要求的功能以使其符合標準。此時索尼正專注于一種無線技術——MIMO（多輸入多輸出），它使用多個天線將無線電波資源多路傳輸到空中以獲得更高的數據吞吐量。這項技術對于當下實現4G、5G系統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在努力推出這項技術的過程中，索尼成功開發出首款采用Beaming MIMO技術的802.11n無線局域網設備。后來在2012年，SEMC成為了索尼的全資子公司，再次開始移動電話的研發工作。

——采訪結束前較后一問：能分享下在索尼工作較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Peter Karlsson：雖然說還停留在概念階段，但我個人認為索尼未來很有可能在健康支持領域有所作為，例如通過監控心臟病、糖尿病等病癥實現遠程操作等。

Chris Clifton：我很感興趣的是沉浸式娛樂，能創造全新的用戶體驗。這可能發生在6G或是更遠的未來，但是如果我們真的能像《星際迷航》里一樣，實現虛擬的瞬間移動呢？可以做這樣的夢，索尼也能夠提供支持。有夢想總歸是好的。

孫晨：5G使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聯系在一起。意味著5G不僅能推動無線網絡變革，還蘊含著推動社會變革的因素。前所未有的新業務可能會出現，人們的行為方式可能也與以前不同。我認為在索尼從事這樣一個領域的工作是很有挑戰性的。

澤井亮：作為日本領先的科技公司之一，對將社會基礎設施相關的技術標準化，我深感責任重大，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努力也被寄予了厚望。我們涉及的無線電波資源是有限的，而關于促進無線電波有效利用并制定法規的活動，將為賦活這一產業、創造新業務帶來機會。

5G實現了人機互連的通信基礎設施，而憑借大容量、大規模連接和超可靠低延遲的特點，5G將繼續發展，也必然會促成6G和7G的形成。
 

我認為進行如此大型的社會變革和科技創新的強烈愿望，或者說，將其實現的雄心壯志，自索尼創立之初便一直烙印在索尼的精神中。

索尼為我們創造了較好的環境，并提供支持，使我們能夠在全球范圍內通過合作的方式挑戰自我。這就是索尼的獨特之處，也解釋了為何索尼是一家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公司。